第七期《桥西生活报》送到早市时,我正在给一条劳动布裤锁边。
卖豆腐的老孙把报纸压在筐底,见我看过去,手又往回收了收。
“兰生,今天的报,不看也罢。”
我抽出来,第一眼就看见标题。
《订做衣裳里的三本账》。
还是“热心读者来信”,还是不说姓名,还是说镇东那家女掌柜开的裁缝铺:尺头短,工钱拖,好布留给自己,次布塞给客人。
镇上只有我的铺子开在镇东,只有我一个女掌柜。
前六期还只用“**有人”,这一期连我柜台上那盏绿罩灯都写了进去。
“真有这样的事?”旁边有人低声问。
“报纸都登七回了,还能全是假的?”
我没解释,把报纸折好,夹进柜台后的硬纸板。
第一回,我逢人便说布没有换。
第二回,我拿着工钱签收簿给街坊看。
到了第七回,我知道再说多少句,也追不上早市里一张两毛钱的报纸。
晌午,街道被服社的采购员来了。
他没有进门,只站在台阶下:“兰生,那四十件围裙先停一停。不是我们不信你,是上面看见报道,总要避一避。”
我把裁到一半的纸样卷好:“原先的交货日子还算吗?”
“等事情弄清再说。”
他走后,赵维民才从街对面过来。
他是我订了两年婚的未婚夫,也是供销社的采购员。小报第一次提到我时,他说会替我问;第三次,他说别因小失大;这一次,他进门先看那台缝纫机。
那是他去年送来当彩礼的新机。母亲留下的旧脚踏机一直在里间,机身沉,踏板也松,我却一直没舍得当废铁卖。赵维民嫌它占地方,提过两次让我处理掉。
“又停单了?”他问。
“嗯。”
“我早让你别跟报馆顶。你一个女人开店,名声比什么都重要。”
我看着他:“所以名声是别人的嘴给的?”
他皱眉:“现在不是逞强的时候。维良只是临时编辑,管不了读者投什么。你别总怀疑他。”
赵维良是他弟弟,在报馆管来信。
我从未当他的面说过一句怀疑,赵维民却先替弟弟撇清了。
门外几个客人没进来,绕开铺子走了。
其中一个是给孙女订过红棉袄的吴婶。她从前逢集必来坐一坐,今天隔着街看了我一眼,终究把布包抱紧,转身进了对面的店。那一眼比骂人的话更轻,却让我明白,报纸夺走的不是一单生意,是别人不再愿意听我开口。
赵维民压低声音:“今晚我妈摆饭,你过去一趟。把事情认下来,再想补救办法。”
“认什么?”
“先认个管理不严。难道你要为了几句闲话,把婚事也闹没?”
他说得那样自然,仿佛我受的不是毁谤,只是一场需要识趣的病。
我低头继续锁边,针尖穿过劳动布,一下,又一下。
“饭我会去。”我说。
赵维民松了口气。
他不知道,我答应去,不是要认错。
我只是想看看,他们给我准备的那条路,究竟要我交出多少东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