日月在明

，我替胡惟庸抄了一份口供。，胡惟庸已经死了十二年。，四十多岁，脸窄，没胡须。他把一只桐木匣放在桌上，顺手掸了掸袖口，仿佛刚才碰过什么不干净的东西。“照着抄，一字不许错。”，拿起我的茶喝了一口。，泡到现在已经发苦。他却喝得很慢，眼睛一直盯着我。。，最大的本事从来不是写得一手好字，而是知道什么时候该装聋，什么时候该装瞎。
我打开木匣。

里面是一沓旧纸，纸色发黄，边缘还有虫蛀的孔洞。最上面压着一张新写的草稿，字迹凌乱，涂改很多。草稿开头写着一句：

“罪臣胡惟庸，诚惶诚恐，昧死供认。”

我的手停了一下。

青衣人抬起眼皮：“怎么？”

“墨磨得浓了。”

我将砚台里的墨添了些水，继续低头。

他不懂纸。

这沓所谓的洪武十三年旧档，用的确实是旧纸。纸张帘纹细密，边缘残损自然，绝不是拿茶水浸出来的假货。但纸上原来的字被人洗过，迎着窗光，还能看见几道极淡的墨痕。

有人从旧档里拆出了空白页，要把一份新供词塞回十二年前。

这手段算不上高明，却足够骗过绝大多数官员。官员看的是案情、印信和年月，没人会像我一样，把一张破纸翻来覆去，看它的帘纹、墨晕和虫眼。

毕竟穿越以前，我干的就是这个。

我不是什么大学教授，也没有在讲坛上纵论过明代**。我只是南京一家文博单位的合同制修复员，替真正的专家搬过八年箱子，修过族谱，裱过诰命，还从一堆发霉的故纸里拼出过半本地方官员履历。

我对明朝最深刻的认识，不是皇帝，不是战争。

是灰。

纸灰、香灰、霉斑和死人衣服上抖下来的灰。

三天前，我还在库房里清理一箱来历不明的明代公文。停电后，我踩空了维修梯。再醒来，便成了应天府人沈砚，二十三岁，刑部架阁库书吏，家里欠着十一贯丧葬钱。

他的父亲死在半年前，死因是“途中暴疾”。

至于到底是什么途中，又是替谁办差，没人肯说。

我提起笔，开始誊抄。

胡惟庸在供词里承认，他曾私下联络占城、**与北元，企图趁皇帝临幸旧宅时发动兵变。这些说法我并不陌生。后世史书关于胡惟庸案的记载，本来就层层叠叠，越往后罪名越多，连死了多年的人也能忽然牵出新的同党。

我抄到第三页，终于看见了一个不该出现的名字。

蓝玉。

“凉国公蓝玉素怀怨望，尝言上春秋已高，东宫仁弱，天下之事，未可知也……”

笔尖悬在纸上，一滴墨慢慢鼓了起来。

我迅速抬笔，那滴墨才没有落下。

青衣人又看向我。

我活动了一下手腕：“手有些僵。”

“那就慢些写。”他说，“天黑以前写完便好。”

我低头看着“凉国公蓝玉”五个字。

按照我记得的历史，蓝玉会在洪武二十六年二月被捕，三天后处死。随后牵连公侯、将校上万人，史称蓝玉案。

现在是洪武二十五年。

蓝玉还活着。

他的供词却已经准备好了。

窗外传来车轮压过石板的声响。几个书吏正在院里搬运卷宗，嘴里抱怨今年雨多，库房漏水。远处钟声沉闷，惊起屋檐下一群麻雀。

一切平常得令人发冷。

我以前读蓝玉案，总想着究竟有没有谋反，想着朱**为什么一定要杀开国武将，想着太子朱标之死是否改变了皇帝的部署。

史书把这些事情写得很大。

皇权，勋贵，继承，北元，储位。

可坐在这间漏风的值房里，我才忽然明白，大案落到人间，最开始或许只是一张纸。

纸上添一个名字，城南便少一户人家。

再添一个名字，秦淮河里就多一具没人敢认的**。

“这份供词，是要归入胡党旧卷？”我问。

青衣人放下茶碗。

屋里安静了一会儿。

“沈书吏，你父亲没教过你，不该问的不要问？”

他说这句话时，声音不高，甚至带着一点笑意。

我后背渗出冷汗。

看来这具身体的父亲果然不是病死的。

我装出惶恐模样，赶紧起身赔罪。青衣人却摆了摆手，让我坐下。

“年轻人有好奇心，不算坏事。”他说，“只是要明白，案子不是衙门审出来的。”

我看着他。

他用食指点了点桌上的纸。

“是写出来的。”

这句话，他说得很随意。

像是在教我怎样磨墨。

我重新提笔，一字一字誊写。窗外的光渐渐偏斜，纸上的人名越来越多。有些我认识，有些只在史料的角落里见过，还有更多的人，我根本没有印象。

定远侯王弼、鹤庆侯张翼、东莞伯何荣……

这些人有的会死于蓝玉案，有的死期与史**载不同，还有两个按理说应该活到建文年间。

这说明名单还没有定稿。

历史并非一条已经铺好的路。至少在此刻，它还是一张反复涂改的草稿。

而我正在替它澄清。

日落前，我抄完最后一个字。

青衣人逐页检查，尤其仔细看了朱红色的年月题记。他不知道，我在抄到第五页时，故意让“洪武十三年”的“十”字压住了一处虫眼。

虫洞形成于旧纸，墨迹却覆在虫洞断面上。如今没人会在意这个破绽，可只要这份档案能够活到几百年后，任何一个懂纸张修复的人，都能看出它是后来补写的。

这是我给未来留下的第一句话。

它没有声音，只有一粒墨。

青衣人收好供词，却没立刻离开。

他从木匣底部取出另一张纸，推到我面前。

“这上面的姓名，你认一认。”

纸上只有七个人。

第一个是我父亲，沈诚。

第七个是我，沈砚。

我盯着那两个字看了很久，忽然明白父亲为何会在“途中”暴死，也明白他们为什么偏偏选中我来誊抄这份供词。

死人最能保守秘密。

让一个即将死去的人替另一个死人写供词，更稳妥。

窗外最后一点天光退进屋檐。青衣人坐在阴影里，耐心等着我的反应。

我慢慢放下笔，抬头问他：

“大人，这张名单，也要写进十二年前吗？”

他终于笑了。

“你果然比你父亲聪明。”

那一刻，我做出了来到大明后的第一个决定。

蓝玉救不救得了，我不知道。

朱允炆能不能守住江山，也轮不到**心。

但在他们杀我以前，我得先找到父亲留下的东西。

因为沈诚临死前，在架阁库一册毫不起眼的《云南驿程簿》里写过一句话：

胡惟庸没有留下供词。

他留下的是一封写给皇帝的信。